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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于绍兴五年四月死于金朝，就是李圣泽刺杀他之时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，李圣泽最终没有朝他的亲生父亲下手，任由他自然死亡。而金朝密不发丧，可能是觉得失去了制衡宋高宗的一棵棋子。
直到绍兴七年初，谎言再也瞒不住，凶信传到了南宋。
宋高宗马上派王伦为使，打着迎奉徽宗灵柩的幌子，暗中授意王伦向金求和。此时做为金朝傀儡的伪齐，在几次战争中，进不能攻，退不能守，伪齐已经失去存在价值，金朝也有要废伪齐的意思了。
宋高宗认识到这一点很是窃喜，既然伪齐不行，烂泥巴扶不上墙，那我拥有众多出色战将的宋朝要比伪齐强得多吧，他既然都能当您的属国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，只要您同意，开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
他就没想人家金朝为什么要立伪齐，立伪齐还不是方便打你的宋朝？人家当汉奸不合格，你不消灭，反而自己站出来当汗奸。
当金的属国，他不在乎，既使不做皇帝，降低自己的名份他也不在乎，但手下这班臣子，除了秦桧大力赞成外，其余不但不会同意，还会招来一片骂声，将来一定又是一片如潮的反对之声，那些酸腐文人定会见风起浪，这却是最大的隐患。
那么既然预知这浪是要起的，为什么就不能想点法子，把这浪浇下去呢？
所以他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一条最妙的化学药剂，这药剂倒在高浪上，这浪头绝对能平息下来，都不用他过多解释，他的面子也会很好地维护住。那么他想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那就是向挞懒申请赐予河南之地：“河南地，上国既不有，与其付刘豫。曷若见归？”意思就是：河南那块地方，你们上国管理有些不便，与其给了刘豫。何如交给我来替上国管理呢？到时我孝敬您银子，丝绢。您要多少，我给就是了？这不比白白给了伪齐刘豫要有价值多了？
求和能要回土地，这就足以堵住幽幽众口。最先要堵的当然是武将的口，武将是他赖以生存的保障，他当然要给出一个漂亮的解释，不然武将势动起来，那可有些难以控制。
所以面对他们他可以说。你们打了刘豫半天没有争回来的土地，我们没耗费人力，没耗军饷，粮饷。就要回了河南之地。光凭这一点，对于这次议和，武将就得全体闭口。
宋高宗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，骨子里重议和，表面上为要地。所以神人也挑不出他的毛病来。
在涿州王伦见到了挞懒。转告了宋高宗的请求。在王伦归宋时，挞懒爽快地答应：“好报江南，自今道涂无壅，和议可以平达。”
有现成的银子拿，清福可以享。有宋朝这只偎膝而卧的听话的小狗，为我大金整理土地，有何不可？王伦扶徽宗柩回南宋，见了高宗兴高采烈地陈述了挞懒答应归还旧黄河以南的土地。“
那么宋高宗为议和的事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，绍兴八年，定都临安府，表面上仍以北宋京城东京（河南）开封为首都，另以建康为南宋的陪都。
他定临安府为实际首都，但是称呼上却不称都城，称为“行在所”，即是天子出行，巡行的所住之所，就是临时住所而已，把都城定这么一个含糊的意思，可能有两种解释，一是向金朝表示谦卑，我现在连都城都不建，我已经完全臣服于您了，我已经是您的属国。
第二呢，则是相反的意思，向国人表示，我们要回了河南之地，我们的首都仍是原来的首都开封，现在的都城不过是暂时的，我们还是有回去的。这样说可以让他显得冠冕堂皇，掩盖他心中的真实想法。其实他心里真正的想法，是向金朝表示谦卑乖顺，而做的摇尾乞怜，低眉顺眼，小心冀冀。
为了议和方便，正式升秦桧为右相，兼枢密使。为了尽快促成合议，四月时，王伦再次参见挞懒，由挞懒引荐，去到金京城会宁府（今黑龙江阿城）朝见金熙宗。
金派使臣跟随王伦出使南宋。开始细商议和一事，当时的左相赵鼎虽然也赞成议和，但与秦桧在细节上又有分岐。
秦桧的眼里哪容得下沙子，赵鼎任相的资历要比他老得多，赵鼎的位子也要比他牢得多，他此次之所以能一跃而起，成为相国，那自是沾了与金议和的光了，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，皇上才让他上来。
如果将来和议完成，他的利用价值也就完了，皇上随时都可以听取别人的建意，拿下他这个相国的位子，长期来看，他新官上任，没有赵鼎的根深，而是资历浅薄。
既然知道将来不是赵鼎的对手，那么不如趁现在就搬掉他这块大石头。搬这块大石头，当然要用皇上的手搬，不然自己怎么能搬得动呢？
赵鼎斟章酌句，计较纠缠，使议和时间拖延。外面的反对议和之声已经传了进来，更有岳飞的《谢讲和赦表》传来，写道：臣愿定谋于全胜，期收地于两河。唾手燕，云，终欲复仇而报国，誓心天地，当令稽颡以称藩。
高宗读到这里，不但不喜，反皱眉头，以臣子来说，这确实是赤胆忠心，一心为国，但是宋高宗的腿已经想走了，胳膊还要在那里打拳，影响他的步调岂不是烦呢。
秦桧当然一眼了然于心啊，这事不怪底下的文人将士反对，甚至也不怪岳飞，议和拖这么长时间没有达成，是谁给了他们反对的时间。是谁给了岳飞写表的时间，归根结底还是赵鼎啊，如果不是他从中阻拦，和议早已闪电般地达成，这些人还会有机会反对，岳飞还有时间写‘表’吗。可能他的‘表’没等送到，和议就已经达成了。
所以这关键时期，要做关键的事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天衣无缝地除掉赵鼎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。向皇上提出，由他单独主持议和之事。没了赵鼎，我会让议和无比顺利，闪电般地达成，谁也兴不起风做不起浪。
只要议和能顺利完成，不要旁生枝节，不要说废掉一个腐儒赵鼎，就是十个也在所不惜。但他不能直接勾掉赵鼎。
因为人家没有具体犯什么错事，你能说人家只不过议和时细致了点儿，为已方争取利益多一点，就划掉人家吗。不合情理呀，何况人家还是资深相国。
硬的不行，当然要来软的，宋高宗就把他排斥在议和事务之外，架空他的相国实务。把赵鼎晾到一边，赵鼎又不是傻子，相国一职已经有名无实，皇帝对他冷眼相对，已经不再器重。他只有辞去左相一职，这一条选择了。
这样的大臣还算是识时务一点，宋高宗还有些不舍，眼眶湿润，我们毕竟有一场君臣情义，赵鼎老泪纵横，原来皇上也是舍不得我呀，以为自己还有机会，但是皇上怎能让他误会了去，小脸一翻，御笔一挥，把赵鼎贬至潮州。您上那儿，好好呆着去吧，颐养天年。
赵鼎这块绊脚石终于去除，至于岳飞，一个在外武将叫得再响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议和顺利达成。
十一月，金朝派张通古为“诏谕江南使”，随王伦来到南宋，按照属国的地位，宋高宗必须跪接金熙宗的诏书，这一下算是石破天惊。
文武大臣如梦方醒，原来所谓议和是这样的议和，自己跪拜的国君，还要给别人下跪，而且还是侵略者，这些饱受儒学熏陶的，清高的傲然之士，怎能接受这种奇耻大辱。
我们又没有亡国，皇上您又不是勾践，凭什么给他们下跪！简直是丢尽了太祖太宗的脸。
连临安府的市民也沸腾了起来，我们的皇帝要给夺去我们半壁江山，残害我们父母，妻子，儿子，兄弟，姐妹的金人下跪，那我们成了什么，岂不是如蝼蚁一般无足轻重，没有尊严，我们的后辈将夹着脑袋苟且偷生地生活？
骂皇帝不敢，是欺君之罪，可是骂秦桧却没什么大不了，一时间就有人在街上贴标语，说秦桧是金朝过来的奸细。枢密院编修胡铨更是上疏激烈：“义不与（秦）桧等共戴天，”“愿断三人（秦桧，孙近，王伦）头，竿之蒿街，”提出这样屈辱求和，“臣有赴东海而死尔，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”。胡铨连翻*，将反对议和之火熊熊点燃。
高宗与秦桧密谋的勾当被大白于天下，遮无可遮，掩无可掩，高宗恼羞成怒，恨不能将胡铨凌迟处死。
可是胡铨之所以大发言论，站在反对之潮的风口浪尖之上，这勇气绝不是他一个人的，他身后是浩浩然然的全体国民，上上下下的仁人志士，掐灭胡铨一个人的荧荧之火不难，可是一旦掐灭，火星四溅，瞬间就会成燎原之势。那样烧的将是他的大宋江山啊，到时候他连半壁江山之主都做不成了。
他们之所以反对，还不是因为跪接诏书，我不跪接不就没事了吗？他与秦桧秉烛夜谈，缴尽脑汁，想各种办法，这个时候外面一片反对，质问之声，只差让他这个皇帝下台了，君与臣被独立了，这个时候没有同盟，只有反对，两人坐在明灯下，冷寂的宫殿内，只有彼此，如果两人再不默契，两人都可能粉身碎骨。
所以臣知君意，君知臣心。没有多余的话，一个眼神就能明了对方的意思，合作深入，高度默契。
即将天明之时，那个迎徽宗灵柩的王伦来访，秦桧一见王伦忽然灵光闪现，本来徽宗死不死皇上是不在乎，除了表面功夫，一点也没往心里去，更谈不上悲伤。没准他死了，他还松口气儿。少了一个帝位的威胁。
可是他必竟是他父亲，是父皇，父亲死了，儿子哪有不服丧的道理，何况是万民为主的皇帝？所以皇帝正在沉痛地居丧期内，不能言政事。所谓：“谅阴，三年不言”。
既然皇帝不能言政事，那政事又不能荒废，得照办，所以就由右相秦桧代接诏书，他秦桧接诏书是跪是磕几个头，跟他们一般臣子就没什么关系了。就算再反对，也没有放屁的权利了。
所以绍兴和议在秦桧的大力努力下，君臣多个不眠夜的密谋下终于梦寐以求地达成。